第435节（1 / 4）

不过，稍加思量后，刘承祐还是拒绝了，仍旧坚持南攻北守的战略，北面既能维持基本的和平，给足了空间，那便按照既定的战略走下去。

其后，收荆湖，平孟蜀，及至如今。如果北面边情不变，那么接下来一举平定江南，仍是坚持不可动摇的战略。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辽国主动改变，掀起战争，将汉辽之间脆弱的平衡地打破。平衡一破，刘承祐不得不严肃北顾，不是心志的动摇，而是来自北面的威胁不得不重视。

朝廷之中，再度掀起了南北战略之争，并且这一回，并不局限于少数的股肱文武。在5月7日这一天，刘承祐干脆下诏，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各上策略，讨论南下北上事。

这封诏书，也反应了刘承祐内心的纠结。在群臣各抒己见的浪潮中，刘承祐对近臣发表了一番感慨：“都乾祐11年了，朕还在为南北战略头疼！”

议潮之中，刘承祐也不由思索，原来的历史上，北宋平定南方，一直到吴越献土，辽国都没有如此大的反应，为何？

思虑良久，虽未彻底洞悉其情由，终是有所得。

如果说正史中，五代乱世的结束，从后周的建立开始正式奠基，走上统一的快车道。而今的大汉与之相较，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但是这三年的内功修炼，发展到后面，其间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区区三年了。

中间少了三叛连横之害，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乱，又没有北汉的掣肘，征淮半载而定……这些使得王朝的元气得到了极大保存，恢复发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语。再加刘承祐苦心孤诣的励精图治，以致大汉国力军力之强，远迈“同期”，带给辽国君臣的压力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而正史上，等北宋发展到如今大汉的程度，辽国也同样安稳积蓄近二十载，又没有栾城之战的重大损失，自然安稳些。并且，进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辽国的政治环境，也确实有些混乱，国内矛盾也重复剧烈，对宋事务也有心无力。

而如今，大汉带给辽国的压力感太强了，倘若辽国君臣有忧患意识，就绝不会面对大汉平南而无动于衷。

各执己见

崇政殿内，宰臣在座，将帅齐聚，这已是近期第二次由皇帝刘承祐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了。包括原本已打算动身去扬州筹备平南事宜的李谷，也因为京中这场风潮，而缓下动身的步伐，驻留开封。

不过，在这场举朝大议之中，李谷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一直缄默观望。原因也很简单，皇帝前者已把他的屁股摆在了南面事，从其个人利益而言，支持先平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为一个有大局观的名臣，却不能违心而完全忽视来自北面的威胁。

分执大汉权柄的公卿们，当然也分为了两派。

以范质、薛居正为首的一批大臣，强烈建议北守南攻，尽力促成与辽国修复关系，并沿既定大略，待江南抵定之后，再行北顾。类似的思想与言论，当初还是出于刘承祐这个皇帝。

当然，目前的局势下，皇帝的态度变得不偏不倚，无人能揣测其真正用心。而范质等大臣，何以坚决支持南进，却是在他们看来，统一的重要性，远在抵御外侮上，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只要南方统一，朝廷也可腾出手来，专事北患，届时凭着中国强大的底蕴，足以制辽。

支持北伐，先解决契丹之患的，却是以枢密使柴荣为首的一批大臣与将帅。一个多月前，柴荣还在同皇帝讨论平南的事务，并为之而做庙算筹备，何以突然改弦更张，并直接下场，明确表明态度？

原因还在于此番辽军的异动，柴荣是个危机感很强的人，此前汉辽之间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让大汉可从容南略。今辽国既表露出敌意，更悍然动兵，其虎视眈眈，就使柴荣这些人对芒刺在背的感触更加深刻了。

现实情况摆在那里，势力触及塞南，而辽军可以籍此大规模入关南寇，即便北面有强兵猛将镇守，但偌大的幽冀平原，岂能面面俱到，所谓完善的防线，也是相对的。

辽国如果大举南下，想要灭亡大汉，基本不可能。但两国交兵于幽冀，则很可能将其打烂，给地方军民造成严重破坏，早期的大汉，能够抱着河北尽毁的决心与辽国相争，现在还能承受那等损失吗？

即便能够，在国家实力足够，能够先发制人，争取战略优势的情况下，何必被动防守。北边的安宁，是要靠争的。

类似的看法，柴荣是尽陈于刘承祐，并且提出了一个清醒而现实的目标，北伐非为灭辽，仅在于夺取燕山之险，将辽军势力彻底赶出关外。在弥补了北面防线的巨大漏洞之后，不论是继续对辽鏖兵，还是重启统一战争，大汉也将更加从容，游刃有余。

柴荣提出的构想，没有好高骛远，也具备可行性，更触动了许多具备良好军事眼光的将帅的心弦，是以支持颇多。

当然，对于平南，军中也不是没有支持者，毕竟相较于强大的北辽，南面几个割据小国要更好打些，灭国同样是大功，且好取些，又有其膏腴富庶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