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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有先动者，又很可能引起公愤。定难军的分裂，始终局限于其内部，而其他党项部族，少有参与，都是默然坐观，而是在积极与朝廷所控州县交易。

去岁夏，苦于内部难宁，争端不休，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后身份，向刘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够放还李彝殷，还夏绥百姓以安宁，他愿自己赴京，做质子。

对此，李彝殷“主动”回了一封信，说他在东京待得很好，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正当安享晚年，让他善掌夏州军政。其后，朝廷便下了一道制书，正式扶正李光睿，以其为定难军节度使。

这道任命，算是给了李光睿名分，但已经分裂的拓跋李氏，却再难回到当初。也因为朝廷的手段，李光睿心中愤懑，对朝廷日益不满。

而在定难军内部纷扰不断之时，其南面，却有一个吃瓜群众，高绍基。到乾祐十五年，高绍基对延州的统治，已然名存实亡，高绍基虽然仍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但军政实权已然被朝廷所掌控，枢密院派了个名叫曹翰的将领主持延州军事。

而高氏一族，也陆续迁到洛阳，高绍基也两次向刘承祐请命，希望能回朝任职。

党项事务之外，朝廷对陇右、河西方面的开拓，也在持续进展，与回鹘、温末、吐蕃的交通往来愈加密集。褒国公王景，在此前西拓的基础上，继续西进，重新把兰州纳入管理。

兰州以西，继续遣人招抚，因为拓地兼抚戎之功，王景在乾祐十四年，正式由渤海郡公晋爵褒国公，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岁，可以说，其晚年基本都奉献给了大汉在西面的事业。

至于同大汉联系已深的凉州，在多年的铺垫下，也由中央派遣了几名官吏前去，进行管理。折逋氏在朝廷支持下壮大，冠绝温末诸族，原本是有所忌惮的，所幸其还算老实，没有为此设阻，走那取死之道。

到乾祐十五年，大汉的势力，已彻底推进到河西地区，影响遍及河西走廊。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则是，在这种回归式的拓展过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西北的诸多部族中，多了不少敌视的目光，反对的声音。

而控制甘、肃地区的甘州回鹘，在大汉的这种扩张势头下，也表现出了浓浓的忌惮。也就是大汉的脚步比较稳当，采取的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手段，经济利益在前，政治手段随后，再有军事实力威慑，方才没有大的动乱。

当然，随着卢多逊及诸位将吏关于各项西北事务的汇报，在刘承祐心里，也已勾画着一幅蓝图。西北地区，在将来还是需要整改的，在重返河陇乃至西域的过程中，怀柔是必须的，但不能作为唯一手段。

南国风雨

至于南方，作为大汉战略所向，重点照看方向，自然也是风云起伏。自从北方大战，以大汉胜利告终，汉朝廷将目光转向南方时，仅剩的几方势力，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主要指南唐、南粤两国，尤其是南唐。

朝廷这边是越发咄咄逼人，南唐则是步步后退，虽然知晓大汉统一之志，但是朝廷意志不敢违逆，在其动兵之前不敢对抗，岁贡也不敢短缺。整个南唐，完全陷入一种待死状态，自上而下，都处在一种绝望的情绪中，因为绝望，知其必然，是以逐渐堕落、沉沦。

在汉唐之间淮南战争结束后，以韩熙载为首的江北士人集团，曾主政了一段时间，厉行改革，打击权贵、大地主、官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财政也得到改善。

在那几年间，南唐国力虽然因尽失江北而疲弱，但整体而言，还算安定，有江南的底子，又没有断绝与江北的联系，经济也有一段繁荣期。

那段时间，在满足岁贡之余，南唐还积攒出了不少钱粮，用以发展军事，扩充武备，南唐军队战力翘楚润州军就是在那段时间被林仁肇训练出来的。黎民百姓，因之得到了好处，土地兼并得到抑制，社会矛盾得到缓解，但代价就是，上层的冲突日益尖锐，那些利益受损的权贵、官僚、地主彻底走向联合。

因而，好景不长，随着唐主李璟又逐渐耽于享乐，继嗣问题隐患重重，冯氏兄弟以及南方士族的复出启用，再加上钟谟等心向北方的官僚在串联，一系列的状况都给南唐的国势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直到李弘冀杀叔之事爆发，作为政治上的亲近者，韩熙载受到牵连，彻底失势，冯氏兄弟再度掌权，也正式宣告着南唐那脆弱的安定繁荣，宣告破灭。一切不利于贵族、官僚、地主、商贾的政策，都被废除，韩熙载的改革成果终究化为乌有。

自上而下，都回到了曾经的状态，并且因为大势的缘故，更加疯狂，更加极端。而丢了江北后，经济上使得江北、江南的互补平衡被打破，国家日益沉重的负担，也完全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就在这几年间，原本繁华富庶的江南膏腴之地，粮食、布匹仍在高产，然底层的百姓却日益困苦，民怨极大。

就李璟个人而言，改革的成效他不是没有看到，为何会改弦更张，放弃韩熙载，转而让江南士人当权。这样的选择，也不能单纯用昏昧来评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