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5节（2 / 4）

这一场官司，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一场难得的机遇，不只是因为同权贵们有了联系，也是展示自己法律能力，扩展业务，深入打入上层社会的一个契机。

这些年，大汉朝是呈现出一种全面发展的状态，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进步，其中就包括讼师这门行当。

随着天下一统，南北汇流，大汉的商品经济已然彻底进入快车道，民间商民的交易往来也日趋频繁，而涉及到利益，就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而打官司往往是解决争端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市场在壮大，那相应的职业也就迎来了大发展。大汉的法律条文，此前就经过系统的简化整理，以利于理解推行，后来经删改、调整、增补，到如今，各项律例，已然十分完善了。

而完善，也代表着复杂。对当下的大汉百姓而言，可以说基本都是法盲，只有一些朴素的价值观念，除了对造反、杀人、偷盗、抢劫，诈骗、通奸这些情况有着基本的认知外，对其他方面，都是模糊乃至无知的。

哪怕是大汉的官员也一样，《刑统》是必修的，但是能深入钻研，熟悉汉律的官员，可就是不多。因此，不管是官府审判，还是民间诉讼，都需要一定专注于法律研究的人才辅助，在官府，就是刑名、监察、刀笔吏，在民间，就是讼师了。

讼师这个行当，古来有之，但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直到当今大汉，呈现井喷。当然，这是也是社会、经济、政治综合发展，提供了其壮大的土壤。并且，还有刘皇帝的肯定与引导。

大汉的法典，确立多年了，并且不断扩大权威，公信力也越来越强，然而如何利用法典，却不是单纯依靠官员就行了的，讼师就是一个不错的补充。

就当下而言，讼师在民间的声誉并不好，普通百姓一般用不到，而其也主要的服务对象，也是针对一些有产、中产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勾结行贿、偷文换状、欺压恐吓等斑斑劣迹，但也不掩饰其积极意义。

只是，人们往往只看到那些劣迹恶行，而忽略其积极意义。尤其在如今大汉整体政治环境清明的情况下，讼师行业的爆发，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这也给一些不得志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发展就业的新方向，毕竟，大汉的官，也是越来越难当了，首先一个门槛，就在持续拔高中。

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一群道德低下、虚化俗丽的人，勾结奸商，蝇营狗苟，完全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

但是，哪怕名声并不怎么好，投身其间的人却在逐渐增多，一是朝廷态度明确，包容支持，二则是名利了，当然其中也不乏尊法维权、为民请命的清明人士。

在过去，讼师能够参与的，一般都是些民事案件，涉及的也都是些利益纠葛，严重点，也就是伤人了。

但凡牵扯到人命，就基本没有他们发言的权力了，在这方面，各地的官员们都很重视，调查审问判罚，也轮不到讼师之类挑词架讼。

不过，这一次，显然打破了此前那种约定俗成的规矩，韩家请来名讼要求脱罪减刑，常家也请了“大状”，定要判韩庆雄死罪。而慕容彦超了，也默认了，并且饶有兴趣地看着双方激辩。

这场官司结果如何，尚无定论，但讼师这个职业的天花板，通过这场诉讼，或许又要提高许多了。

从慕容彦超本心来讲，他是瞧不上这些讼师的，官府断案，大堂之上，岂容得这一二无职无权的书生，卖弄口舌，狡词诡辩，长此以往，官府官员权威何在？

事实上，刘皇帝对骤然兴起的讼师，持支持态度，就是为了遏制一下类似慕容皇叔这样的官吏心理。

针对于黎民百姓时，法律的解释权，不能完全掌握在官员的手里，这大概是刘皇帝最单纯的初衷。然而，讼师这个行业想要继续发展，想要规范，也是需要再经历一些曲折的。

公堂上，关于韩庆雄杀常侃一案，双方就相关《刑统》条例，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解析争论。被告方呢，将事件始末，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提出几点情况，想要作为减刑减罚的依据，比如常侃先行挑衅，涉及到人格侮辱，蔑视先人，再加酒醉麻痹等等。

意图证明，韩庆雄并非蓄意杀人，而是激情发作，拔剑雪耻。在大汉，很多道德层面的认识是会影响判罚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少案件，都会伴随着情有可原，一念之间，等主官因素，而影响判罚结果。

而常家的讼师，则任你如何狡辩，就盯准了一点，韩庆雄杀人，常侃大庭广众被杀。死咬这一点，就是要钉死韩庆雄。

毕竟，常侃只是逞口舌之利，既非大逆不道，更谈不上大奸大恶。哪怕有侮辱到韩家的地方，也属言辞过激失当。即便韩庆雄真的是一时激愤，他可以拔剑伤人杀人，但造成了恶劣后果，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汉法，终究是不诛心的。而韩庆雄杀人，却是不争的事实，罪证确凿。

双方争辩了许久，意图影响慕容彦超的判断，公堂之上，是没有陪审团的，哪怕有判官、主簿、属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