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2节（2 / 4）

，直接指挥较大规模的作战，以往的军情司是足够用的。

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战争规模今非昔比，徐怀再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同时兼顾多个战场，也不可能深入到作战的每个环节中去。

传统的做法则是依赖于对各级兵马主将的选拔，一定级别以上的高级将领也将聘请私人幕职协助处理复杂繁琐的军务。

事实上，大越立朝以来，皇帝依托枢密院处理繁琐的军政事务，着枢密院拟定大的作战计划，负责军事情报的侦察、搜集，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参谋部的雏形。

可惜的是，出乎对武人的防范之心，枢密院的主要官员都由不熟悉作战的士臣担任，没有从军官中选拔。

而从枢密院下派到军队的文臣官员，也不甘心处于辅助、参议的地位，常常依照立朝以来以文治武、以文御武的传统及惯例，直接掌控战场的指挥权，而是将统领兵马的军官将领置于从属地位。

这些都直接限制了枢密院在战争中的正面作用。

升格的军情参谋司，徐怀当然会尽可能去避免这些弊端，而将掌握除兵马编成、组织、后勤补给以及军法监察等事务之外的主要军政大权，做为司空府的核心。

迁都

徐怀这次得授枢密使，并以司空持天子符节开府，名义上说是为方便统领诸路兵马渡淮北伐，却也是大越立朝一百六十多年难得一见的盛举，远非以往朝堂重臣加授这些虚衔能及。

先是周鹤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请加封，绍隆帝下诏朝堂百官集议，上表奏请者甚众，绍隆帝顺应民心加授，徐怀以勋功微薄辞谢；再加再辞，最终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时，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举行授节开府典礼。

除了徐怀以枢密使、京襄制置使、司空持节开府外，司空府下辖主簿厅、长史院、司马院与正式升格一级院司的军情参谋司，分别以韩圭、史轸、徐武碛、陈子箫四人为首，也分别加授枢密直学士、通奉大夫、枢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将军、州刺史等荣衔散阶。

徐怀率史轸、徐武碛、陈子箫、韩圭等司空府主要将臣，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绍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之上，脸色阴沉得快要能拧出水来。

授节开府典礼过后，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许以在邛崃山以西，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国都定于打箭炉，授石海为国相、萧燕菡为郡主，萧纯全为国世子。

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

汪伯潜、汪修涵父子、晋庄成、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汪、晋、罗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连坐，包括妇孺在内，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

钱尚端、张辛二人以串谋罪论处，其本人及三族（父、兄、子）连坐，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国。

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免受极罚，革除尚仆射、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除郡公爵，贬为黎州团练副使；念其年迈，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

除此之外，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低级宫侍、宫女两千余众放归，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

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庐、舒、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监司迁建邺，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

五月二十八这天，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载着绍隆帝及妃嫔、皇子、齐王赵寅、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皇城司所属官吏、禁卫武卒六千余众，还都襄阳。

建继帝迁都建邺之时，保留襄阳留京的地位，除了建继帝当时所居的皇宫，两府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周鹤、钱择瑞、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

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大出三四倍。

建继帝在生前，也一直视迁都建邺为权宜之计，更多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襄阳，以襄阳为基推动北伐、收复中原的大业。

这也是徐怀在说服周鹤、钱择瑞等人之后，迁都阻力没有那么大、快速推进的关键原因。

进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进入汛季，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堤坝常年失修，入汛之后两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皆是洪水泛滥——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舟船也难以通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

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

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以及陈松泽、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贴身侍卫等事务外，朝堂之上以顾藩为尚书左仆射，实际执掌政事堂；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